云南省山東商會
Shandong chamber of Commerce in Yunnan

儒商的起源————淺談儒商精神與利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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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商人的出現源遠流長,從商人的出現,商人就被人為的分成了兩類:一種為奸商,為追求自身利益而為富不仁,不擇手段的傷害他人乃至民族的人。另一種就是儒商,他們堅持“君子愛財,取之有道”的原則,講求價格公道,誠信為先的思想。

中國重儒的現象源遠流長,大抵與漢武帝時的獨尊儒術有關。在漢前的百家爭鳴時代,儒家學派只不過是各學派中的一派,連儒家的嫡系傳人孟軻都自稱儒與墨、法為當時學術的三大派,法家的韓非子也說:儒分為八,墨離為三,到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評論學術思想的六家要旨中,儒家也只是序列于陰陽家之后的六家之一而已。 到了漢武帝時期,儒家的地位從官到私都漸趨于獨尊。于是字便被用來作為褒詞:讀書人稱為儒士,有文化的將軍稱為儒將,讀過《本草》、《傷寒論》之類的醫生稱為儒醫,一輩子只會讀圣賢書的人稱為純儒,學問淵博、處事通達的讀書人稱為通儒,行為素質好的人稱為雅儒。雖然儒家思想大多講的是治國安邦忠君愛民的思想,但是事實上,《論語》中許多論述,如"富與貴,人之所欲也""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等等,都是主張義利并舉,將經濟與倫理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的,不過又強調經濟生活的道德原則,認為集體利益高于個人利益,精神價值重于物質價值而已。而儒商,在孔子的時代就已經出現了。

儒商的最早代表人物應該是子貢,春秋時衛國人,本姓端木,名賜,亦稱衛賜,又名子贛,孔子最器重的弟子之一,他便是被中國公認的儒商鼻祖。十八歲的時候,他拜于孔子門下求學六載。孔子創立儒家學派,精通“六術”,并對經商有他自己的獨到見解,他主張“君子愛財,取之有道。”“以義求利”。端木賜遵循孔子的教導,把儒士的明“義”和商人的求“利”兩種不同的價值取向有效的結合了起來。

在端木賜具備了好的社會條件和自身的內在條件后,才開始經商。他隨孔子周游列國,了解了各國貨物的市場行情,跟隨孔子學習文化知識和社會知識,了解各地的人情風俗,他能言善辯,在買賣討價還價表現不俗。這都為以后的做大做強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后來他充分發揮自己的才能,成為當時著名的商人,更可與諸侯抗禮。而在孔子的故鄉魯國到了亡國之際,子貢更是靠著本身對儒家思想的滲透了解和對各國形式的正確分析,去各國游說,不但使得魯國免去了滅國之禍,更是改變了當時天下形式。《史記· 仲尼弟子列傳》說:“子貢……存魯、亂齊、破吳、強晉而霸越。子貢一使,使勢相破,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

而子貢一些具有儒家代表性的名言,如“夫子溫良恭讓以得之”、“貧而無諂,富而無驕”、“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無欲加諸人”、“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等等都是對孔子思想的闡釋和發揮。而孔子的很多名言也是在回答子貢或與他討論學問的時候講的。當然老師的見解更深刻,如“貧而樂,富而好禮”、“敏而好學,不恥下問”、“自古皆有死,人無信不立”、“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等等,這些話,言簡意賅,包含了儒家思想的仁愛、忠恕、中庸等核心價值觀。

中國古代曾有"半部論語治天下"的說法,這當然是夸張了以孔子思想為核心的儒家倫理的實踐價值。然而,儒家倫理作為中華民族傳統文化中的最深邃、最富有生命力的思想體系,千百年來的確對中國的經濟、政治、文化領域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人類歷史上曾有許多燦爛一時的所謂的大文化,但終歸灰飛煙滅,而儒家文化卻生生不息。從某種角度來說,中國傳統商業文化恰恰是對儒家文化的繼承和發展。

儒商另一代表人物就是有“商圣”之稱的范蠡(lǐ),字少伯,華夏族,春秋時期楚國宛地三戶邑(今河南淅川縣)人。春秋末著名的政治家、軍事家、道家和經濟學家。被后人尊稱為“商圣”,"南陽五圣"之一。他出身貧寒,但聰敏睿智、胸藏韜略,年輕時,就學富五車,上曉天文、下識地理,滿腹經綸,文韜武略,無所不精。然縱有圣人之資,在當時貴胄專權、政治紊亂的楚國,范蠡卻不為世人所識。

周敬王二十四年(公元前496年),吳國和越國發生了槜李之戰(今浙江嘉興),吳王闔閭陣亡,因此兩國結怨,連年戰亂不休,周敬王二十六年(公元前494年),闔閭之子夫差為報父仇與越國在夫椒(今江蘇太湖馬山)決戰,越王勾踐大敗,僅剩5000兵卒逃入會稽山,范蠡遂于勾踐窮途末路之際投奔吳國,獻“卑辭厚禮,乞吳存越”之策。議和后“人待期時,忍其辱,乘其敗”“持滿而不溢,則于天同道,上天會佑之;地能萬物,人應該節用,這樣則獲地之賜;扶危定傾,謙卑事之,則與人同道,人可動之。” 他向勾踐慨述“越必興、吳必敗”之斷言,進諫:“屈身以事吳王,徐圖轉機。”被拜為上大夫后,他陪同勾踐夫婦在吳國為奴三年,“忍以持志,因而礪堅,君后勿悲,臣與共勉!”

三年后歸國,他與文種擬定興越滅吳九術,是越國“十年生聚,十年教訓”的策劃者和組織者。為了實施滅吳戰略,也是九術之一的“美人計”,范蠡親自跋山涉水,終于在苧蘿山浣紗河訪到德才貌兼備的巾幗奇女——西施,在歷史上譜寫了西施深明大義獻身吳王,里應外合興越滅吳的傳奇篇章。范蠡事越王勾踐二十余年,苦身戮力,卒于滅吳,成就越王霸業,被尊為上將軍。

“吳王亡身余杭山,越王擺宴姑蘇臺。”在舉國歡慶之時,范蠡急流勇退,遂與西施隱姓埋名、泛舟五湖。不過,與西施泛舟五湖只是民間傳說,事實上,范蠡隱退時已經68歲高齡,而西施要比范蠡小的多。但是人們總愿編織出英雄美人的佳話,因此才有泛舟五湖這一說,但史實應該不是這樣的。后來,他輾轉來到齊國,變姓名為鴟夷子皮,帶領兒子和門徒在海邊結廬而居。戮力墾荒耕作,兼營副業并經商,沒有幾年,就積累了數千萬家產。他仗義疏財,施善鄉梓,范蠡的賢明能干被齊人賞識,齊王把他請進國都臨淄,拜為主持政務的相國。他喟然感嘆:“居官致于卿相,治家能致千金;對于一個白手起家的布衣來講,已經到了極點。久受尊名,恐怕不是吉祥的征兆。”于是,才三年,他再次急流勇退,向齊王歸還了相印,散盡家財給知交和老鄉。

一身布衣,范蠡第三次遷徙至陶(今山東肥城陶山,或山東定陶),在這個居于“天下之中”(陶地東鄰齊、魯;西接秦、鄭;北通晉、燕;南連楚、越。)的最佳經商之地,操計然之術(根據時節、氣候、民情、風俗等,人棄我取、人取我與,順其自然、待機而動。)又一說為在宜興制陶,無錫五里湖養魚以治產,沒出幾年,經商積資又成巨富,遂自號陶朱公,當地民眾皆尊陶朱公為財神,乃我國道德經商——儒商之鼻祖。史學家司馬遷稱:“范蠡三遷皆有榮名。”;史書中有語概括其平生:“與時逐而不責于人”;世人譽之:“忠以為國;智以保身;商以致富,成名天下”。

由此,成為了美妙無比的字眼,甚至由于逐什一之利而被貶為四民之末的商人,只要有點文化,行為端正,也總是喜歡自我標榜或被人加冠為儒商

歷代的儒商大體都是循著這樣一條軌道進行活動。儒商一般經營正統商業,即傳統意義上的貨物買賣。但清初曾出現過一位擴大經營范圍到游樂業的儒商李漁,后有研究者從李漁的賣文筆耕、出版經營和家班獻藝三方面來為李漁定儒商之位,評價李漁是位文士,確已不復是純粹的傳統文士,因為他一生與商賈結緣。李漁從事各種經營活動,但又絕不類同于普通商賈,因為他畢竟有文士的底色。儒而商者是他的文化定位,也是他奇異獨特之所在。李漁確是很典型的儒商代表。清代這類例子較多,有的甚至經營為人看不起的喪葬生意以牟利,如詩人褚庭璋,曾官湖南學政,告歸后就以宦囊開兇肆,以其利溥,人爭笑之而先生不顧也。有的因為沒有達到學而優則仕的地步,就下海經商,如松江人董子玉是官宦子弟,因讀書不達,就到福建廣東一帶經商,很是順手,賺了大錢,所謂販絲絲貴,販米米昂,不五六年,奇贏十倍

因為有大批儒商的出現,商的地位就有了顯著的變化。于是原本是閥閱世家、書香門第的,也頗與逐什一之利的商締交、聯姻、歡宴、迎送,形成一股儒與商合為一體的社會力量。這股力量很強,但負效應也很大。清初的屈大均稱他們為官賈,即官商。這些官賈的經商行為與一般商人已經大相徑庭,利用權力使自己牟取暴利,其利嘗獲數倍

也有一種相反的情況,即經商致富后而謀得的身份,古代表現的形式一般是由商入仕,即花錢買個功名或者直接個官職。以清朝為例,雍正四年山西巨商王廷揚就以捐納軍費換取官階。乾隆時揚州大藥商陳見山開設揚州第一家大藥店——青芝堂發家,捐了個同知銜,自以為已入縉紳先生之列,非常得意,常常穿著天青褂五品補服出入于喜慶宴會。某次宴會上,有一刻薄少年沖著陳見山那身五品補服,向另一少年出一上聯說:五品天青褂,另一少年即對曰:六味地黃丸,以嘲笑陳見山的儒商身份。中國歷史上由商而儒者不乏其人,清代杭州慶余堂藥店的胡雪巖更是一時炙手可熱的紅頂商人,應算是儒商的極致。

近幾十年,由于值得投身的私營商業幾近消亡,儒商也就很少被人提起。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到了80年代,下海之風興起,若干可以歸為的人,如學者、文人等紛紛投身經商,而媒介重又有了儒商的概念炒作,于是商海翻騰,儒商之名再度叫響,逐漸流傳并成為了另一種美稱。

據《齊魯晚報》報道,在山東省最近舉行的“全省支持民營企業做大做強”座談會上,有一位學者認為,儒家思想中的某些東西是阻礙山東民營經濟發展的障礙;比如江浙一帶的民企老總們最關心的是自己的企業怎么辦,如何創造價值,而山東的一些民企老總們總是想和政府密切聯系,爭戴“紅帽子”,甚至熱衷兼任政府部門頭銜,“自身潛意識里有比較濃厚的‘官本位’意識”被認為是產生這種現象的原因之一。有專家認為,這些反常現象的出現與山東儒家思想根深蒂固不無關系。因為儒家思想主張“學而優則仕”、“重官輕商”、“重農輕商”,經商成了“二等公民”。于是,“揚棄儒家思想”、破除“官本位”,成了發展民營經濟的必要條件之一。

這話當然沒錯,因為這些話從來就沒錯過。任何思想遺產都需要揚棄,任何時候“官本位”也不是個好東西。問題是把本省民營經濟不振的部分原因歸之于儒家思想,讓祖宗擔一份責任,背一頂黑鍋,這是不是公平。要對一種現象下結論,必須基于實證的分析,而不能只靠抽象的邏輯推演。像“官本位”這種社會意識的存在,當然有文化傳統的作用,但更依賴于現實社會的規則和潛規則。“官本位”意識之所以存在,是這種規則和潛規則下付出與收益的成本核算結果,這個賬不能記到祖宗頭上。如果“職能部門”的喜怒哀樂還能決定一個企業興衰,你不和他們“密切聯系”行嗎?這是個文化傳統的問題嗎?某些阻礙民營經濟發展的障礙,根本就不是什么觀念問題,而是個利益格局問題。

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目標是要實現全社會的共同富裕與各民族的繁榮昌盛。這就要求我們在市場活動中獲取個人利益的同時, 要有一個更高的為國家、民族, 而奉獻的價值取向。儒家思想博大精深,以“仁”為本的思想,例如孔夫子的“仁者愛人”,孟子的“人性善”,可以說是儒家倫理中的核心概念。事實上,中國傳統商業文明也把“仁”、“善”的要領貫徹到經商實踐中,認為必須堅持方法與手段的合理性與合德性,才能使經商達到“至善”的目的。傳統商業文明遵循儒學“仁者愛人”的理念,提倡商人致富之后,修橋、筑路、辦學堂、建會館,扶貧濟困,熱心社會公益事業。依據儒家的仁者愛人思想來說, 要有以天下為己任、為振興民族經濟而奮斗的社會抱負。在這方面, 儒家精神的博施濟眾思想,將有助于我們超越個人狹隘經濟利益的限制, 為國家、民族的共同富裕而努力的價值觀念的形成。重義輕利立足于義、利統一的立場, 但是在某種特定情況下, 當義、利發生矛盾, 為了企業的長遠利益, 就要放棄某些眼前的利益;為了社會的整體利益, 就要放棄某些局部利益。同時, 儒家依群利己的團體主義精神與社會主義價值取向也是相通的。在21 世紀的市場經濟活動中, 提倡儒家精神, 是實現共同富裕,構建和諧社會的積極因素,將有利于推動全社會向共同富裕的偉大目標邁進

儒商文化的內涵非常豐富,其核心內容體現為儒商精神。儒商精神概括起來大概包含以下幾方面:君子愛財,取之有道的經營原則;經世致用,強國富民的商業理想;義利統一,誠信至上的商業道德;以人為本,以和濟爭的管理思想;審時度勢,趨時應變的經營策略等。儒商的精神特質是義利統一,它集中體現了儒與商結合的本質和特征,是儒商文化的靈魂。儒商文化蘊含著豐富的哲理,凝聚著中華五千年來的民族智慧和傳統美德。

秉承著儒商精神,云南省山東商會會長孫連文先生在希望把儒商的優良傳統傳遞下去的想法中,創建了云南儒商企業資訊管理有限公司和昆明儒商民間融資登記服務有限公司,寄望魯商文化儒商精神發揚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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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而論,以儒學為基礎的傳統中國商業文明是一棵千年大樹,只有善于吸取其中的精髓,才能收獲甜美的碩果。我們相信,各路商家在深入應用西方商業文明的同時,吸收傳統商業文明的精華,不斷融會貫通,在持續成長的過程中,不但能發展自己的品牌,而且也能從品牌的市場實踐中重新體察到傳統商業文明的全新真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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